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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更新日期:2017年06月15日 11:29 类别:图情天地 总浏览: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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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二十四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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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评电影《一九四二》
看完电影《一九四二》我没站起来，调整了一会儿，几乎是最后走出电影院的。当天晚上做了一宿的梦，梦见全是长满了虫的粮食，梦境清晰得很，以至早上起来，我去看了看家里粮食是否长了虫。
我知道这是因为《一九四二》。在影视剧极端娱乐化的今天，冯小刚拍这样一部超风险的电影，可见其人生态度执著。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拍成，已过去了二十个年头，创作者的沸腾血性早已凝固成岩石一样，支撑着从未泯灭的信念。让今天远离苦难的人们——无论老中幼，亲见我那苦难民族的一场灾难，这虽与当下灯红酒绿不甚和谐，但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深陷于一场内心的煎熬。
散场时，我前后左右的人都说“太惨了”，他们在影院的灯光启亮的瞬间，只能简单说出内心真实感受。我们民族百年来有多少“太惨了”的历史淹没在粉饰太平的史籍之中。我曾经看见过一组民国时期西方人拍摄得流民照片，文字解释说：逃荒的灾民毫无目的地流动，所到之处树皮全被剥光，几万人不见一个笑容。我们在《一九四二》中可以看到这种对人生麻木至极点的影像，真实震撼。我原以为中国导演不喜读史也不具史观，拍不出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具有历史凝重感的作品，冯小刚的《一九四二》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一个满身光环的人楞是褪去光环，闯入黑暗之中寻求，智勇可嘉。
只要你认为你有承受力，你愿意替民族分担苦难，那你绝对应该去看《一九四二》，不要以为苦难离你会很远，一九四一年时河南也有许多人这么认为。看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步，甜蜜与苦难究竟相隔多远。
冯小刚把七十年前苦难中国的某一个片断真实地搬上银幕，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行为叫逃荒。成千上万的饿极了人群如蝗虫般涌动，所到之处不会再有可以入口的东西，其情其景让时空相隔的今人不寒而栗。
以灾情而论，旱灾比水灾可怕。中国历史上灾民死亡最多的都是由旱灾引发的。只是旱灾来势不如水灾凶猛直观，更多时候旱灾会被忽视，被耽误，让执政者麻木不仁。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相持之中，河南处在权力真空地带，三百万灾民在天灾人祸跟前因饿而死。由于当时民国政府的舆论控制，今天很难找到当时相关的报道，让历史一直保留空白。
刘震云在二十年前写下《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他最独特的小说，多纪实而少虚构；冯小刚十几年来纠缠在改编电影之中难以自拔：华谊兄弟斥巨资拍一部可能不赚钱的电影，所有有责任感的人让责任变得具体，《一九四二》遂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有份量的作品。
冯小刚真是老了，老道练达。他克制住了所有可能发泄的情感，让苦难立体丰满，不再苍白。苦难本可以如诉如泣，许多镜头只要再多停留几秒钟，煽情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可冯导生生地把这机会掐了，让观众来不及浸染就又跟随镜头拉离现场，观众剩下的是心悸，是长叹，是想不尽的想法。
我原以为中国电影已轻松招摇走远，有武侠，有穿越，有谐谑，有清新，有乱七八糟，没想到《一九四二》如此不合群，鹤立鸡群般地仰天长唳，这一声高亢苍凉，在当今电影界的上空一定传得最远。
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河南新乡延津人。1987年后连续发表《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文学创作专业技术一级。2011年8月20日，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一九四二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二十四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摘自《百度互动百科》）
扩展阅读
马未都评电影《一九四二》
看完电影《一九四二》我没站起来，调整了一会儿，几乎是最后走出电影院的。当天晚上做了一宿的梦，梦见全是长满了虫的粮食，梦境清晰得很，以至早上起来，我去看了看家里粮食是否长了虫。
我知道这是因为《一九四二》。在影视剧极端娱乐化的今天，冯小刚拍这样一部超风险的电影，可见其人生态度执著。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拍成，已过去了二十个年头，创作者的沸腾血性早已凝固成岩石一样，支撑着从未泯灭的信念。让今天远离苦难的人们——无论老中幼，亲见我那苦难民族的一场灾难，这虽与当下灯红酒绿不甚和谐，但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深陷于一场内心的煎熬。
散场时，我前后左右的人都说“太惨了”，他们在影院的灯光启亮的瞬间，只能简单说出内心真实感受。我们民族百年来有多少“太惨了”的历史淹没在粉饰太平的史籍之中。我曾经看见过一组民国时期西方人拍摄得流民照片，文字解释说：逃荒的灾民毫无目的地流动，所到之处树皮全被剥光，几万人不见一个笑容。我们在《一九四二》中可以看到这种对人生麻木至极点的影像，真实震撼。我原以为中国导演不喜读史也不具史观，拍不出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具有历史凝重感的作品，冯小刚的《一九四二》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一个满身光环的人楞是褪去光环，闯入黑暗之中寻求，智勇可嘉。
只要你认为你有承受力，你愿意替民族分担苦难，那你绝对应该去看《一九四二》，不要以为苦难离你会很远，一九四一年时河南也有许多人这么认为。看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步，甜蜜与苦难究竟相隔多远。
冯小刚把七十年前苦难中国的某一个片断真实地搬上银幕，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行为叫逃荒。成千上万的饿极了人群如蝗虫般涌动，所到之处不会再有可以入口的东西，其情其景让时空相隔的今人不寒而栗。
以灾情而论，旱灾比水灾可怕。中国历史上灾民死亡最多的都是由旱灾引发的。只是旱灾来势不如水灾凶猛直观，更多时候旱灾会被忽视，被耽误，让执政者麻木不仁。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相持之中，河南处在权力真空地带，三百万灾民在天灾人祸跟前因饿而死。由于当时民国政府的舆论控制，今天很难找到当时相关的报道，让历史一直保留空白。
刘震云在二十年前写下《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他最独特的小说，多纪实而少虚构；冯小刚十几年来纠缠在改编电影之中难以自拔：华谊兄弟斥巨资拍一部可能不赚钱的电影，所有有责任感的人让责任变得具体，《一九四二》遂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有份量的作品。
冯小刚真是老了，老道练达。他克制住了所有可能发泄的情感，让苦难立体丰满，不再苍白。苦难本可以如诉如泣，许多镜头只要再多停留几秒钟，煽情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可冯导生生地把这机会掐了，让观众来不及浸染就又跟随镜头拉离现场，观众剩下的是心悸，是长叹，是想不尽的想法。
我原以为中国电影已轻松招摇走远，有武侠，有穿越，有谐谑，有清新，有乱七八糟，没想到《一九四二》如此不合群，鹤立鸡群般地仰天长唳，这一声高亢苍凉，在当今电影界的上空一定传得最远。
（摘自《新浪博客》2012年11月28日）
(加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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