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杨瑞龙：低端劳动力市场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论坛名称】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0年第三季度（总第15期）
【论坛主题】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契机、道路与政策
【内容提要】 2010年9月25日上午9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0年第三季度（总第15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确立，低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进一步催生工资上涨。
【文章全文】2010年9月25日上午9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0年第三季度（总第15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契机、道路与政策”。新华网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
杨瑞龙：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本报告希望从宏观层面来看待我们认为将会对中国的下阶段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本课题经过三个月，历经10次左右的研讨会，我们在9个分报告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多次研究形成了这么一个主报告。我们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本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认为本轮工资上涨并不是简单的上涨，而是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低端劳动力的深层次工资法则向市场经济形成机制的转变。
中国低端劳动力出现了总体变化，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个短期现象，而是长期的现象，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特别是危机以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这和世界情况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向上翘的过程，工资上涨幅度大于10%。
2、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大幅度逆转，局部出现了“民工荒”，全部在岗职工人数今年3月同比增长了3.5%，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达到了103%，超过正常的发展时期，沿海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3、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低端劳动力增长幅度下降，这是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开始出现拐点，因此这就是联合预测的拐点区间，我们在2010年以后将出现明显的拐点，这表明我们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渐步回落。
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总第工资标准。
因此，随着工资上涨资本流动也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看，09年外资流向，原来的外资流入大省，比如浙江、上海、江苏，都出现明显的回落，浙江省出现了负增长，而中西部地区重庆、山西、辽宁、四川等省成为了大量的外资流入地，这跟东部地区劳动者工资上涨有很大关系。
第二，工资水平的上涨，我们认为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比如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等，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转变。
1、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留工资不断上涨，推动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所谓保留工资，就是留在农村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的上涨主要原因源于农村改革使务农收入进入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随着农业税豁免、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留给了农户，人均产生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另外，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这对转变成本带来了上升压。此外，中国农民工出现了新生代，这也导致了保留工资的上升。
2、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特征使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缺乏弹性。尽管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
有人说中国工资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易斯认为经济传统两个部门：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由于工资很低，当工资达到工业水平就由农村城市转移，这里面就有个刘易斯拐点问题，当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话表明传统经济已经向现代经济的过度。事实上我们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有没有出现？目前我们中国的农村还有3亿多的劳动力，经测算就业率大概也就40%-50%的样子，毫无疑问中国还是存在剩余劳动人口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农村供给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是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中国的家庭分工是特别明显的，因为农村人口有所谓的承包地，因此中国的农村家庭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也就是说一部分在城市打工，还有一部分留在农村。因此他们这一部分的人转移能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由于这种家庭分工的特征，导致了这部分人转移不出去，那么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劳动供给就会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起码不是无限弹性的，我们利用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99年在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只有19.3%的劳动力表示因家庭原因而不愿出外务工，但到了04年这一比例升至28.9%，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3、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确立，低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进一步催生工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加快对劳动力需求会进一步加快，城市生活成本会进一步上升，转移成本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工资上扬可能是个趋势性的现象。
4、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过去20年尽管中国的GDP、中国的人均GDP、地方收入都在大幅上扬，但农民工工资基本上维持不变。
第三，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扬的传导作用将导致中高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动，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总体发生变化，促使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为启动内需和推进城市化战略提供条件。我们认为工资形成机制变化有助于缩小各部门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也就是说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但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是很大的问题，因此本轮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有助于产生一种内在的机制，来缩小工资之间的差异，因此有可能引起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另外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对增加国内需求，对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长期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社会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2000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我们要由外需转向内需，投资拉动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增长，毫无疑问取决于收入，本轮工资变革有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就是由外需依赖向内需刺激的拐点转移，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逐步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拐点出现，这个拐点出现和本轮工资形成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从长期趋势看，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工资上升的根本动因，而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资本投入变化则逐渐表现为推动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预计，这种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特征以及投资快速增长趋势还将持续呈现，工资增长趋势将会在较长的一但时间内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