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主造福中国》

【著作题名】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

【出版信息】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著作前言】

    我的第一本访谈录《民主是个好东西》在2006年10月出版后，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对民主问题的大讨论，其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从我得到的反应来看，众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场讨论，绝大多数读者明确支持我的观点，这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有一些读者反对甚至批判我的观点，这使我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并让我对一些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从而避免在民主问题上走向极端，因而也是一桩好事。还有极少数人在反对和批判我的观点中获得了满足和乐趣，这使我对世情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从而使我变得更加宽容和警醒，倒不失为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中，承蒙学术界和新闻界一些友人的敦促和关爱，我又陆续就中国的民主法治、政治改革、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和发展模式等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便有了现在的第二本访谈录。

   这本集子虽然论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就我自己而言，重点仍然在中国的民主政治。我力图对大家关心而又容易误解的民主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并直接或间接地回答对我提出的质疑和诘难。其实，我的许多观点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并且收录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书中。在这里，我愿意重申以下几点看法。 

  民主与法治。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民主的根本意义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包含法制，但不等于法制。法治意味着健全的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但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这是危言耸听。 

  民主与集中。我们通常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民主与集中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中两个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民主与集中作为两个环节，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权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从。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权威和集中。因而，无论从国家制度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以为讲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没有民主，都是极大的误解。
  民主与民生。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强调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又高度重视民主，把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改善民生与发展民主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既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对于单个的公民来说，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颇。以发展民生，去阻挡民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亦然。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价值，有着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民主需要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但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可以有许多形式，仅就公民的选举而言，就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记名投票与无记名投票，等等，这是民主的特殊性。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样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就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认为中国的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把民主当作西方国家的专利，简单地否定民主的普遍性，正像简单地否定民主的特殊性一样，都是有害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