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需要和权利资格
【副标题】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丛书名】社会政策论丛
【责任者】 <英>沙琳（Sarah Cook）主编
【ISBN】978-7-5045-6040-7
【分类号】D632.1
【出版信息】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政策科学的理论为研究工具，就这一进程中人们需求发生的变化、权利资格的重要配置、包容与排斥的重构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序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伴随着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是中国社会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也是改革开放为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在社会发展领域，中国的农村反贫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5年的2 365万，贫困发生率也相应地从30．7％下降到2．5％。中国是全球唯一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对人类反贫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城市，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正在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功能正在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改善。
然而，应当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社会问题的密集爆发。贫困、失业、贫富差距和“三农问题”等正在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障碍。社会问题密集爆发的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应对全球化环境下的发展问题，还需要解决更为迫切的转型问题，全球化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变得空前复杂和尖锐，而转型则又使大量的人群边缘化，他们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发展和转型的迭加，社会问题就必然空前密集。另一个方面，中国的转型是在没有任何现成的、可参照的理论或经验框架下展开的。因此，改革政策的选择大多数时候没有脱离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这也是尽管政策的推陈出新速度非常快，但也有很多新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原因。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过去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显轨迹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退出或缩小的过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全民福利到改革以后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任何福利。这是因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大多数时候，我们一直将经济建设或经济发展置于了绝对的优先地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下，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将会使贫困等大多数社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在后来的重建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过多地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对福利供给的限制，而未能从需求以及缺少社会保障制度会付出什么样的社会代价的角度出发，结果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局面。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和实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而将发展失衡的问题重新置于政府优先解决的议事日程。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首次把“和谐社会”的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献；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意味着，构建和谐社会将是党和政府当前和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后，这一理念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和谐社会的理念不仅为我们对存在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参照框架，也在政府及理论界形成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共识，由此而使建立一个基于公平和正义的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成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中央及地方政府在不断完善各种社会保险计划的基础上，加大了对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和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救助制度，使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得到了不断的改善。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完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和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服务，并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沙琳主编的这本书对我国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是，它为我们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毕竟，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我们既关注“国情”和能力的问题，更要从“民情”或需求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和矛盾。只有这样，社会政策才能既有针对性，也有可持续性。特别是斯蒂芬·德沃鲁和沙琳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的从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进行政策移植的局限性问题，对我国制定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是所有国家的社会政策都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原因等则是每一个国家的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所能使用的政策工具也都与这些宏观或微观因素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定既要吸取别国的经验和理论，但必须经过结合本地具体情况的调整才可以决定如何使用某些工具。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书中一些篇章所使用的数据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但其中的问题、基本理论框架及相关社会政策的讨论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仍需要我们不断改善政策。
张秀兰
2006．12．30
【馆藏信息】
| 索取号 | 条码号 | 馆藏地 | 书刊状态 | ||
|---|---|---|---|---|---|
| D632.1/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