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政治经济学对现代公共产品作了全新解释。
一、PFI制度创新的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一个政府主导的时代，造就一个规制政府。规制政府遵循的是一系列规则和程序；政府的政绩在于做了多少事，而不必关心己的结果如何，官员关心的是投入，而不是产出；在组织规模上，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增强，政府规模不断扩张，组织结构趋于完备，既得权益亦随之产生。在公共领域，作为规制政府，它直接负责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代表国家意志的公共部门对市场的管理，它们无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息和消费者的要求视而不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发生在英国的公共部门改革，最早是以“小政府”为导向的、作为思想潮流的新保守主义而登场。撒切尔政权登上政治舞台后，她面临这样一个现实：（1）膨胀的财政赤字导致公共财政预算紧张；（2）公共部门功能减弱，公共服务水平每况愈下；（3）对国民税金的浪费导致国民对政府强烈的不信任感。公共部门的无责任性直接导致非效率性，而政府支出却在不断增长，从而成为财政赤字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状况迫使政府对自身的行为反思，从而推进了公共部门现代化进程。英国作为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表率，它创设了自主执行机构，构筑了包括市场机制、民营化等内容的新公共管理体系和公共治理机制。
20世纪9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对现代公共领域以及公共产品又作了全新的解释。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有两个特点：一是非竞争性，即消费上的共享性；二是非排他性，即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具有以上特点的公共产品的供应，靠市场不行，只能靠政府。然而，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具备以上特点，例如，公共交通、公共住宅、教育、上下水道等等，都是一种排除可能的服务，也就是说，不支付费用的话，便无法享受服务，这是一种排他性的服务。一旦公共产品失去以上两个特点的话，民间部门也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外，在自然垄断领域，随着信息社会到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致使生产成本下降，“费用递减”状况减轻，通过市场竞争，可以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例如，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对于设备的扩充，技术上的制约减少；在信息服务以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技术进步带来了成本削减。然而，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却遏制了产业的发展。在对传统公共产品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有时可以分离，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不是一定要由政府直接生产公共产品。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改革公共部门传统集权方式，在政府垄断的公共领域，公共部门的权力向民间转移，民间业者通过竞争招标承担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以民间资金为主、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概括了公共设施以及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政服务体系改革，在英国，这一改革在梅杰、布莱尔时期不断向前推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从传统的规制政府向重视民意、并促发国民自发活动的“协业”政府急速地转换。从规制政府到“协业”政府，从垄断到PFI制度创新，一个寻求“自由、公正、效率”的新政治经济学思想给予了巨大的理论支持。
二、公共部门的“协业”模式--PFI制度创新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表示一种制度结构：凡是需要通过税收来建设、维修、保养的社会资本，公共部门仅限于政策计划的制定，而在其设计、资金调配、运营管理等方面，尽可能委托给民间的一种制度创新。从它的内涵来看，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民间的专业性、创造性、技术力和管理运营能力；
第二，由民间来进行公共产品的设计、资金投入、建设、以及运营；
第三，不是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公共设施的资产，而是购买从民间业界提供的公共服务；
第四，公共部门仅限于政策计划的制定。
PFI不同于传统的公共投资。首先，在PFI的场合下，政府并不买入公共设施等固定资产，而是最终购买由这些固定资产产出的公共服务。例如监狱，按照传统的做法，由政府出资建造，对于监狱管理的种种费用，也由政府支付。可是，在PFI的制度框架下，监狱建造由民间出资，政府购买民间管理监狱的服务。同样，从医院的角度，政府购买医院的运营管理服务（医疗服务由公共部门担当）；从公路的角度，政府购买道路安全服务，等等。这种购买民间服务的PFI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重视民间创意，充分给予民间自由发展的空间。民间业者以自主的经营管理为前提，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公共设施的设计结构并不关心，政府关心的是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其次，PFI与传统公共投资的区别是，传统的公共投资，政府支出是从最初的公共设施建设开始。可是，在PFI的情况下，最初的公共设施资金由民间筹措，政府支出是在基础设施完成以后，而且，在契约规定民间提供的公共服务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不支付费用。
PFI也不同于民营化。在民营化的情况下，计划立案与政府无关，政府的权限不起作用。而在PFI的情况下，公共事业的计划立案以政府为主体。当然，这是以民营企业的存在为前提。PFI也与第三部门不同。根据政府与民间的协定，对于风险，PFI的官民分担机制是很明确的。
PFI制度结构展现了一种崭新的公共产品产出体系。PFI模式下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它是一种多元的体制，它考虑的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多种途径和公正效率的价值体系，从PFI制度的外延来看，它还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例如，BOO（Build Own Operate）、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BTO（Build Transfer Operate）、DBFO(Design Build Finance and Operate)等PFI的多种展开方式。但这些方式在契约终了时所有权的转移有所不同：BOT方式是推进入公共领域的民间业者在公共设施的建设、运营之后，（合同期限10-30年不等）设施的所有权向公共转移；而BTO方式是指民间业者在公共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在所有权向公共部门转移的基础上，公共部门再委托民间业者管理的一种方式。然而，PFI各种方式的一个基本点是：民间设计、民间资金、民间的建设和运营。
在英国，PFI的正式实施是在1992年11月。PFI实施可以说涉及到几乎所有公共领域。如桥梁、道路、电力、铁路、监狱。国家医院、学校（包括IT体系）、政府机关的建筑物、上下水道、国防的相关设施（通信、训练设施）、社会保障的支付体系、政府机关的IT体系，等等。在这些领域，公共资本的退出与民间资本的介入，政府购买民间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政府固定预算的范围内，在现有的税收条件下，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是PFI追求的唯一目标。
三、PFI的激励机制
PFI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这是因为这一制度能够创造出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为什么这一制度有如此的激励机制？我们从PFI的三大层面来考察：（l）风险的民间转移--风险分担机制；（2）作业适应性支付体系--说明责任，重视结果的监督机制；（3）抑制膨胀的民间利润--竞争激励机制。
l、风险的民间转移--风险分担机制
PFI的实现，最重要的一点是风险向民间的转移。公共部门从事的领域由民间来承担，对民间来说，扩大了开拓新型事业的机会。然而，民间业者通常根据自己的决策和判断来开展事业的，所以，与PFI计划相关的风险应该由民间来承担。向民间转移的风险有以下类型：（1）建设和设计的风险。遵照政府的订单，能够提供这一产出的设施应该建造多少？这里存在风险。包括超过建设成本的风险、工期滞后的风险，等等；（2）运营风险。在事业运营方面，管理运营成本上升；（3）需要风险。例如道路，预计的汽车交通量比实际的交通量下降的风险。在数据处理的IT体系，来自政府的数据处理比预计的数量少，等等；（4）残存价值风险。根据合同的企业设施，其投资成本无法回收。合同结束时，其设施的残存价值存在着风险。比较典型的是IT体系的构筑；（5)技术老化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合同期间使用的技术已经不是最先进的风险。对政府来说，在合同中强调的是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所以，选择企业的重要条件是最新技术是否更新；（6）规制、法制变更带来的风险。由于政府方面的政策变更致使民间企业成本上升，这一公共费用的上涨由政府来承担。其他，例如规制和法律问题引起的成本上升，如果是间接税的话，基本上由民间来承担，在这种规制、法制变更的情况下，在合同中留有了修改的余地。
2、作业适应性支付体系--说明责任，重视结果的奖惩机制
根据作业适应性体系形成的支付机制，与民间的风险转移关系密切。如前所述，在设备、基础设施完成、提供服务之前，政府并不支付。在没有达到契约所要求的市场测试标准的情况下，政府削减支出。例如，信息技术运行体系发生中断的次数超过合同规定标准的话，通过罚金来削减支出。另外，如果达到或超过规定水准效率的话，承包方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追加利益。如果削减10％的成本而带来新的利益的话，公共部门获2％，民间部门获8％；削减20％成本的情况下，公共部门与民间各获得10％。也还有，作为政府最基本的支付，原则上不承担最低的支付水准。如果政府保证最低支付水准的话，必然会削弱民间的创意和激励，招致伦理的缺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公共产品的民间承担，对政府来说，单年度支付的全额公共事业费转换为将来多年度的支付，收益者负担的状况将会减轻。同时，整体的效率化因素超过了资金调配成本增加的要素，结果带来了公共服务与国民税收比率关系的改善。
3、抑制膨胀的民间利润--竞争激励机制
政府承担的事业部门能否让民间来承担？其有效性如何？是否还有其它替代方式？论证的前提是成本与效益分析。首先算出传统的、由公共部门实施的总成本，这被称作“公共部门比较值”。然后，把这“公共部门比较值”与PFI制度下实施的成本比较，结果PFI制度下实施效果远远高于传统公共部门。例如，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公路建设部门，在PFI的推动下，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成本与传统公共部门垄断下的经营比较，成本降低15％。“国民保险记录体系”的IT运行机制成本削减达到60％。这是因为，公共部门PFI制度的实践过程，在民间企业竞争的基础上，它能抑制膨胀的民间利润。民间企业参加竞标，以中标为目标，对企业来说，低成本的价格核算是中标的前提。在最后选定民间企业以及发出订单之前，形成一种多头企业的竞争态势，为了能得到政府订单，在计划的创意和成本价格方面，企业会尽情发挥。
PFI制度创新是由政府通过强制力量来推进的。PFI实施初期，财政部与私人金融组织的合作曾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PFI的政策构架主要由财政部设计，个别计划的作成，以及向各部厅的政策建议由民间金融来担任。可是，私人金融组织不是政府机关，对于个别的立项没有决定权限，只能进行一般的游说活动。尤其是财政部与民间金融之间在某些功能方面有重叠现象，从而导致一些混乱。1997年，布莱尔首相在财政部门设置PFI专门机构，从而形成PFI推进体制。第一，政府负责PFI政策的整体构架；第二，营造一个合同手续快捷、简便、以及标准化的机制；第三，PFI的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第四，对于个别计划进行政策建议、第五，推进每个地区的PFI体制。由于政府的推进，PFI合同资本价值在1998年4月达到90亿英镑，2001年3月达到140亿英镑。在社会资本筹措过程中，从2000年4月到2001年3月，PFI占了公共资本投资的16％。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来看，2000年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比梅杰政权末期下降了3.5个百分点，缩小为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