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2013年中国最大海外农场开建的传闻至今仍能撩动人心。 　　据海外媒体资料，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中国两大国有粮食企业将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投资26亿美元，在超过10万公顷农田上种植作物、养猪，整个项目最终或将扩大到300万公顷。可随即这一合作就遭到中国企业否认。事实上，这一庞然大物是否真的存在并不抹杀这样一个趋势：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出海种地，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一个有趣但未经证实的公开资料甚至称，截止到2010年6月，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300万亩。 　　目前，中国农民数量占全世界40%左右，而耕地面积仅占9%。从保障粮食安全，以及减轻全球价格波动影响角度出发，中国农业企业必须向海外扩张。从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中国就加快了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步伐。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虑，农业“走出去”既能通过海外渠道辅助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重任，又能帮助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产业的利益博弈，增强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 　　实际上，这也并非中国特色。在自然资源更为匮乏、粮食安全问题更为迫切的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 在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下，对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尽可能多地掌控农业资源，建立海外粮食供应链。据公开资料，日本海外耕地面积是本国的三倍，韩国甚至把马达加斯加的一半耕地都租了下来。显然与我们的亚洲邻居相比，中国农业企业在出海种地的问题上还有差距。一个疑惑也随之而来，在出海种地道路上，是什么羁绊着中国农业企业？中国农业企业应该向“ABCD”四大国际粮商（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学习什么？ 　　　症结 　　出国种地非坦途。就世界范围来看，可供中国进行大规模土地租赁开发的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社会风险是摆在投资者面前的第一道、也是最不可控的风险。拉美地区优质的农业条件吸引了不少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可是当地地缘政治关系复杂，领导人更替无序，朝令夕改。在去年底举行的一次农业部内部会议上，多家在拉美地区投资的企业集体诉苦，甚至某个州的州长换届都可能让谈好的协议化作一纸废文。“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在政府框架下的项目会比较稳定。”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产业促进处处长李军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出海种地问题上，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廷明公开表示，最佳时机已经过去，如果十年前动手会比较好。例如，以国家背景走出去的企业就常常被冠上“动机不纯”的帽子。预计20年内投资15亿美元开发阿根廷30万公顷土地的北大荒商贸集团对此深有体会。代表团在州政府跟负责人谈判，社会人士隔着一扇门大声抗议，使得会议几近中断。这种抗议并非虚张声势，2011年12月，也就是在北大荒提交农业合作意向的五个月后，阿根廷政府出于对中国国有企业购买该国土地的担心，出台了限制外资大规模购买本国土地的法律。 　　农业“走出去”面临的第二个门槛是国内外经济政策和投资条件无法对接。农业项目靠天吃饭，而且投资回收期比较长。投资国内项目时能得到的银行、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都无法借力到海外。2013年，农业部下发了217.5亿元农机购置补贴，农民可获得30%到60%不等的现金补贴。而在国外更需要大型机械的项目并没有这项政策，并且企业在海外购置的土地和机械等资产不能作为国内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得到立项以后国家会给予相应的支持，民营或者中小企业则需自身有相当的流动资金储备，或是具备灵活使用金融工具的能力。 　　更迫切的问题是“走出去”以后如何“拿回来”。中国企业将资本金、利润等汇回本国时可能遭遇外汇管制。埃塞俄比亚就是采取外汇汇出管制的非洲国家之一。该国外汇极端紧缺，政府只能实行严格管控，加之金融业也未对外资开放，外汇很难流通。 　　除了资金，农业产品也会被挡在自家门外。“企业即使在外面种粮食也不能往回运，只能交给中粮这类有进口资质的公司，或者是在国际市场消化，所以有些企业不愿意出去种。”李军说。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2003年商务部颁布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公布豆油、菜子油、棕榈油、食糖、羊毛、毛条的进口配额，发改委负责调配小麦、玉米、大米、棉花。企业按生产、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进口实绩和粮食批发零售资格等不同资质申请。大豆、大麦、水稻等中国企业在国外大量生产的农产品都不享受关税减免待遇。在李军看来这就是一个悖论：“现在就像是你鼓励我多生几个好，可又不给孩子户口，我也养不活，那只能放弃了。” 　　去年12月，吉林省海外农业投资集团在俄罗斯远东海滨边疆区种植的水稻通过吉林珲春口岸首次运送回国。这批共计3万吨水稻，由于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下达配额指标，关税只有1%，而一般贸易进口的水稻关税是65%。“这只是一次通过专项实施的项目，没有单独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形成体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系副教授陈前恒告诉《环球企业家》。 　　政策是导向标，它直接影响着所在区域的市场经济体行为。以棕榈产业为例，因多种原因所致，我国的棕榈油进口环节长年存有400到600元/吨的价格倒挂，企业在印尼的种植加工的毛棕榈油若在当地市场出售能稳赚不赔，若运回中国则需要承担这种价格倒挂的损失。“企业走出去以后能不能以经济的方式将产成品运回来，对企业而言是很大的风险，对国家来说则是政策的突破点。”天津聚龙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卫军告诉《环球企业家》。 　　　 有术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 　　四大国际粮商通过悉心打造产业链条，从育种开始，到种植、粗加工、精加工、国际物流、国际贸易以及包括基础农产品为原料的化工产品等各个环节，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 　　中国企业若想从源头增强控制力和定价权，就要扎根在当地，做好充分的本地化，弱化中国或者跨国企业背景，增加与当地居民、企业、政府和媒体的互动，真正融入当地，实现互生共赢。在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的背景下，抱团出海，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也能有效降低风险。 　　在孙卫军看来，中国的农业和农产品主要解决四个问题：粮种能否自制，粮价能否自主，粮油能否自足，粮企能否自强。外贸与外经相互结合，是解决四大问题的有效模式。所谓“外贸”即进行农业产品的国际贸易；“外经”即在海外开展农业投资，建立自己的农场、农庄和种植基地。这两者相辅相成，能帮助企业减少初期投资风险，又能以实体经济更有效地带动贸易的往来。以棕榈油产业为例，开发一万公顷种植园，需要配套建设一个压榨厂，依托这个工厂，可以收购周边两到三万公顷种植园的棕榈果进行压榨，从而将工厂的产能发挥到最大。如果企业在当地有外贸基础，有成熟的市场和销售网络，那么企业就可以进一步收购周边八到十万公顷种植园的油，实现开发一万公顷种植园撬动十万公顷种植园产出油品贸易的效果。“这是非常典型的外经外贸协同发展的产业辐射放大效应。”孙卫军说。 　　陈前恒在对20多家已经开展或有意愿开展海外农业投资业务的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农业要想大规模走出去，金融必须先行。具体来说，就是银行和保险机构先到海外布点，企业跟着出去，实现广泛的“外资外保”，在资金和金融风险管控上帮助企业站得更稳。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对农业“走出去”问题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调研。日本在管理思路和效率上都值得学习和借鉴。日本采取的是“有保有放”原则，对于本国主要生产的、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米以国营贸易的形式保证自给，并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大米进口，对其他粮农产品则基本放开进口。日本从事境外农业投资的公司约一百个，而中国境外农业公司约有一千多家，产出量和境外投资土地数量还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李军说：“如今一放就乱，一收就紧。我们的管理应该集中在战略物资上，对其他的品种应该减少审批流程，让市场去自行调控。”